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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 俄羅斯------我將再起？
雖然超級強權蘇聯已經忽然解体，分離出來的各小國變得微不足道，俄羅斯也深陷經濟危機，和政治混亂之中，但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，不能光從表面的，暫時的，變動的現象來認定就一蹶不振，必須深入到文化心靈的層次，才能看得遠大一點，真確一點。
一 歷史中的俄羅斯
歐洲東部聶伯河流域，是一片廣大肥沃的平原，南方有高加索山，山南為回民聚居地；東部有烏拉山，山東是西北利亞；北方是北極，西方是歐洲。在這樣寒冷封閉的雪原中，居住的是有「粗暴兇猛」之稱的斯拉夫人。他們就是俄羅斯人的祖先。
由於地緣的關係，惟一可以交往的對象是西面的鄰邦，東羅馬帝國（土耳其，希腊），和北歐的斯堪的那維亞諸國：瑞典、挪威、丹麥等，和他們商務來往。
對斯拉夫民族文化影響最大的並不是歐洲，而是東羅馬帝國。公元九八八年，由皇太子促成了全族接受東正教為國教，從此使這個沒有文化的民族，進入了基督教的教化之下，使俄羅斯迅速發展成為最繁盛的朝代。
俄羅斯文是根據斯拉夫文發展而來的。而在接受東正教以前，斯拉夫人並無文字，只有口語。是兩位希臘神父利用希臘文字母為基礎，把斯拉夫的口語，變成了可以書寫的「教堂斯拉夫文」（CHURCH SLAVONIC）。主要用來記載和教堂有關的事務，和教義理論。俄文即是由此發展而來的。因此，歷史上的俄羅斯文化，是深深地具有基督教的烙印的。
中國的元朝，紀元一二四零至一四八零的兩百四十年間，俄國被蒙古人征服，統治。史稱「蒙古時代」。留下很多關於蒙古人的殘酷描述。也因此，俄羅斯人認為自己一半是歐洲人，一半是亞洲人。
在東羅馬帝國崩潰後，人民期待莫斯科，成為「第三羅馬」，以取代第二帝國的君士坦丁堡。紀元一五四七年，皇太子依凡第三，仿古羅馬正式稱為「沙皇」（STA R）。「 沙皇」是「該撒」 （CAESAR） 的轉音。十七世紀時，彼得大帝推動現代化，成為歐洲的軍事強國。再經凱瑟琳女皇深化改革，大量引進德、法、意的學術科技，使俄羅斯更見強大。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。
但不幸的是政治越來越集權，貧富差距越來越兩極化，直到十九世紀尚保留奴隸制度。十九世紀中葉解放奴隸後，大量農奴又湧進都市，但工業所能吸納的人口非常有限，大量農奴又回到農村，接受比解放前更苛刻的待遇。造成了社會極大的不安。正好為共產主義製造了溫床，奪取政權。而經歷了七十二年的「無產階級專政」，人民脫離了地主的奴役，可是卻作了國家的奴隸。舊的特權消滅了，新的特權興起了。被壓抑了七十餘年的「自由意志」，於是找到了爆發點；因經濟崩潰而必然出現的改革。在第一次選舉時，一下出現了六十多個政党，工廠停工，工人走上街頭，一天至少一兩次遊行，弄得運輸停頓，民生必需品都嚴重缺乏，黑市價格暴漲......，搞得人心惶惶，終於導致前蘇聯的解体。俄羅斯深陷重重的危機之中。
俄羅斯將長期沒落？或將東山再起？未來學家在預測廿一世紀時，竟把俄羅斯從英雄榜上除名。俄羅斯究竟有沒有翻本的本錢？在人類的精神領域內，它有過一些什麼樣的貢獻？
除了孕育出了一些藝術大師，文學有托爾斯泰，音樂有柴可夫斯基...等以外，在科學技術上沒有超越歐美，在民主，法治方面交了白卷，要從頭開始；在道德，宗教方面，東正教處於疲弱不振，對道德生活影響力似已式微。俄羅斯的前景，完全繫於對基督的態度了。
二 哲學家看俄羅斯
俄國哲學家達尼萊夫斯基（NIKOLAI DANILERSKY）在一八六九年的著作「俄國與歐洲」一書中就指出，文明就像長青植物，生長期永不間斷，但是開花結實的時期很短。每一文化類型在一度開花結實後，創造力就從此衰竭。不再創造。
創造力的衰竭，必會導致文化的衰替。文化衰竭的另一個根本原因，是每一歷史文化類型皆僅實現一種少數偉大的創造價值。且都有其極限。
當每一種價值發揮盡致時，文明就完成了它的工作，衰頹就成為必然了。
而歐洲文明已經進入衰頹期了，但斯拉夫文明則方興未艾。歐洲文明的衰替多方可見；創造力的消逝，懷疑主義的盛行，基督教道德的廢弛等皆是。尤其歐洲對於權力與世界統治的慾望為然。統治世界的慾望為文明衰替的表徵之一。一種文明，一旦創造力消失，就轉向擴張向外統治，以求自保。統治慾會對人類有嚴重的傷害，因為他的動機是想以一種文化類型強加於全人類，而摧殘人類的創造前途。
達氏以為歐洲文明與少壯的斯拉夫文明之間，既屬不同類型，則無法建立真正友誼。俄國的使命即在抵制歐洲統治世界的貪慾，歐俄之間難免一戰。
一百餘年以前的預測，果然歷史發展恰如所言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。至於斯拉夫文明前景如何，尤其在經過共党七十餘年的暴政摧殘之後，俄羅斯民族能夠很快的浴火復甦嗎？
另一位歷史哲學家，德國的休巴特（WALTER SCHUBART）於一九三八年發表「歐洲與東方精神」，也對俄羅斯寄以厚望。他把文化分為四種類型，一如四種人格類型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，相繼交替（詳前）。
現在正當西方強梁型文化的強弩之末，形將衰替；代之而起的，將為救世型的文化，依休氏的推論，應是俄羅斯所領導的亞洲世界（包括中國與印度）。以對抗西方強權，來補救強梁型文化的偏失。
文化類型的交替之際，必是極度緊張激動的時期。百般分裂，末日感強烈。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若干哲學家即預言，西方文化之一部或全部，已經到了日暮窮途的境遇了。如西班牙哲學家烏那摩諾 （UNAMUNO）的論基督教，斯賓格勒（OSWALD SP ENGOER）的論西方文化，馬克思的論資本主義都是。今天的時代是如此活躍，如此矛盾，瀰漫了悲觀與凶兆，而又充滿了希望與機會。西方在過去的一千年中，曾經歷了兩次文化類型的時代，一次是調和的哥德式類型時代，自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；另一為強粱型的羅米修斯類型時代（HEROIC PROMETHEAN），約自十六世紀至今。在後一時代，西方人對於上帝或靈魂得救不再關心，而致力於世界的征服，不但要主宰世界，而且向上帝的權威挑戰。過去五百年，確已大展雄圖，創造了新的文化世界，使地面都為之改觀了。但現在要面臨新時代的入口，西方巧取豪奪，所造成的慘烈戰禍與災難，足以將強梁型的文化埋葬。
於是，於東方的水平線上，一個新型的文化冉冉昇起了，休氏稱為救世型的約翰福音式類型。將以團結，互讓，愛心與和睦，生氣勃勃，實現一真正的創造的和愛的世界。
基督教創始於巴勒斯坦，在頭一世紀，福音就傳遍了歐、亞、非三洲的一部或大部分。後來演變成三大支流。一為羅馬天主教，分佈在東、南歐和中，南美洲一帶，其神學特色是彼得式的，重歷史傳統，教會權威，和階級分明。一為希臘正教，又稱東正教，分佈在東歐和俄羅斯一帶；信仰特色是約翰式的，重愛心實踐。讀托爾斯泰的小說就可領略一二了。另一是基督教，分佈在西，北歐和北美洲，信仰重在保羅神學，強調因信稱義和理性認知。
這三支基督教影響西方文化發展，至深且鉅，血肉不分。休氏以為俄羅斯會興起，就是因為俄羅斯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。
休氏力言俄羅斯的民族性是東方式的，在在與西方相反。而中國與印度則與西方人疏隔，難以親近。俄國則可在基督教的信仰裡，與西方建立弟兄的關係，使西方從沉淪在物質的深淵裡，為權力慾敗壞的社會，得蒙拯救。重回基督懷抱。
休氏且認為馬克思主義、共產主義、唯物主義，為西方強梁型文化的產物。共產革命為對俄羅斯的最後侵襲，使俄國的精神、文化與制度為之破壞殆盡。但就如蒙古人於俄羅斯的統治，這個暴力統治的恐怖時代終將過去。俄羅斯人身受的無比犧牲與苦難，將足以使俄人對人類的生命價值，獲得深刻的認識，而復得於基督的救世福音中，得到醫治並復興，來完成救世的使命。
令人驚異的是，休氏的「歐洲與東方精神」發表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。而在五十年後的今天，果然共党的蘇聯解体，俄國恢復自由，基督教又可自由的傳揚福音了。據參與俄國宣教的主內同工報導，俄國人非常渴慕基督的福音。
看來，我們不可因為目前俄羅斯的沒落而低估了末來的發展潛力。
當然，也有持不同看法的人，俄國的歷史家柏提耶夫（NIKOLAI BERDYAEV）在一九二三年發表的「歷史的意義」一書，就認為：
俄羅斯的文化傳統向來薄弱。俄羅斯所建立的乃是一個鄙陋的文明，野蠻的勢力根深柢固。
但是他也承認，俄國有可能在末來的進展中，擔負重大的任務，不過這得寄望於俄國深厚的宗教性，以及在無比的苦難危機中的覺悟，才能實現。認為文化的出路，惟在「宗教化身」的實現，以持守永生的價值，使人更接近於純真的，創造的生命。在第一世紀，基督教曾經引導希臘羅馬世界進入「宗教化身」的信仰，以後並且創造偉大的中世基督教文化。則期待一新的中世時期的來臨，以繼代西方業已衰竭的人文主義文化，是有其必要的。
如此，俄羅斯的前途，端看是否能有屬靈的大復興了。
拾 日本第一？
一 日本能，我們不能？
日本，這個蕞爾島國，忽然從沒沒無聞的歷史舞台幕後，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，躥上了台面，並且成為亞洲唯一的世界性的二等強國。更在二十世紀末葉，迅速從戰敗國的灰燼中，重建、復原、振興、一躍為經濟強權，成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。
日本的突然崛起，令西方人跌破眼鏡；同時引起「黃禍」再臨的恐懼。日本，這頭曾經是軍事巨獸，令它愛好和平的鄰國，慘遭蹂躪；也讓橫行百餘年的西方各國吃盡苦頭。佔領軍尚未撤出，勝利的狂歡情緒尚未消失，日本已經從軍事巨獸搖身一變，而為威脅世界的經濟巨獸。
日本必將在未來的世紀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究竟是怎樣的角色？對人類是福是禍？必是人人所至為關心的問題。
「日本第一」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伏格爾（EZRA F VOGEL）稱道，日本是世界第一強國。日本的國土面積只及美國的蒙他拿州的大小，幾乎不產原料，工業原料的百分之九十五仰賴進口；又多天災；地震、颶風、海嘯、不斷肆虐。人口稠密，食物缺乏；實在可算是赤貧的國家。但卻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，頻頻作出令人驚奇的事情。一八五三年，日本被迫開放門戶；一八五八年，又被迫簽訂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。
但也在這同時，日本實行現代化，開始了明治維新，在政治、經濟、科技、軍事各個領域，全盤西化。果然成就不凡。先是在軍事上一鳴驚人，在中日甲午戰爭中，擊潰了軍力佔優勢的中國，繼而日俄戰爭中，勝過了西方強權之一的俄國，為西方之外的唯一可以與列強抗衡的亞洲國家。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。並且擺脫了列強的軍事控制。怎能不讓西方世界大興「黃禍」重臨的恐懼。
在經濟上，明治維新後的二十年間，工業化轉型成功，以高品質逐出洋貨，而不必採用排外運動的形式。一九零零年以後，更進一步向國外拓展市場。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僅僅二十幾年的工夫，就從廢墟中重建，一躍為第一經濟大國，國民總生產毛額已超前德國，及前蘇聯，僅次於美國，但日本人口一億一千五百萬，是美國的一半，按人口平均值，日本已經是世界第一了。這就更令人驚奇了。認為是「非西方國家中唯一現代化成功的國家」。
美國的學者擬定了一套現代化的理論基準，即知識普及，高度都市化，較高所得，社會流動等來衡量日本，無疑是成功的。尤其在人民對政府的信心、處理罪行、城市解体、失業、通貨膨脹、政府赤字等難題上，日本都能迅速渡過難關，而美國則不然。這更使老美惴惴不安。
NBC 電視台專題報導 "IF JAPAN CAN WHY CAN'T WE？"（如果日本能，為何我們不能）的主持人說：「什麼是殖民地？殖民地的定義是輸出原料，輸入工業成品。」在這個定義下，美國已經不折不扣的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了。因為美國到處充滿了日本貨。這是危言聳聽嗎？給驕傲自大的美國人當頭一棒。
日本獲得成功的原因何在呢？這不僅是西方學者的注意焦點，更是開發中國家注意的焦點。尤其是與日本有相同儒家背景的亞洲四小龍特感興味。日本能，為什麼我們就不能？應該說：「日本能，我們也能」。
日本成功的事實，除了以上的基準，美國學者還提出了傳統與現代銜接的問題。即是傳統因素的轉化。例如，德川時代「家」的意識轉化為現代「公司」的集体意識，有利於公司的經營。傳統的「武士道」精神，曾轉化為神風特攻隊式的為國效忠；也轉化為對「公司」的效忠。這是西方所無的。卻為儒家文化背景的國家所共有。中國在清末實行自強運動，主張「中學為体，西學為用」所失敗的，卻為日本轉化成功。中國人怎能不為之氣結？又為之欣慰？有日本成功的先例，我們是儒家的嫡傳，豈不更應獲得更大的成功？哪能讓旁系的日本專美於前？於是掀起了一陣日本熱，受了一百多年窩囊氣的儒家學者，終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吐出一口憋了一百多年的悶氣。新加坡、香港、台灣、固然重新提倡儒學，就連連年狠批儒家，領導人甚至曾向日本道歉，不該把儒學傳給日本的中共，也對儒家鬆綁，邀請海外的新儒家回國講學，優禮有加。這種前後矛盾的尷尬處境，還不是為了國家前途，殊可同情。大家都準備以儒學正宗的姿態，來接掌廿一世紀。
同樣的封建專制，同樣的文化背景，同樣的實施自強（即西化）運動，為甚麼中國失敗了，而日本卻能成功呢？這是最令中國人困惑的問題。
二 日本崛起的原因
孫隆基在「中國文化的『深層結構』」中，有段關於日本的文字，雖然主題是談的「鎖國」與「開國」的關係，但卻可供我們思考：
明治天皇親政後......承認西方一切都優於日本。因此，採取西方的措施又名「文明開化」......產生了一個逆流。農村出身的少壯派軍人認為：只有農村的鄉土精神，全國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態，天皇制度以及武士道精神，才能真正表達日本的「民族魂」......「大和精神」，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，有將全人類從赤白二色帝國主義支配下的「現代」拯救出來的神聖使命。在這種「救世主國家」的狂熱症下......軍人內閣，號稱「昭和維新」......將外界當作了仇視的對象。......但是，當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被擊敗後，這個鐘擺卻擺回至「洋大人」的方向。在被美軍佔領時期，日本人視麥克阿瑟將軍為天神，在他的統治下，極盡恭順之能事。......日本「克復現代」的矛頭，乃指向被「赤白二色帝國主義」支配的外在世界，其表現形式則為自身的對外擴張主義。（孫隆基「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」第 443------446 頁。）
這段文字，有兩點值得注意：日本之所以獲得成功是：
1. 真的以為自己不如人。只有肯接受事實，面對事實的人，才會謙虛的向人學習。日本人對于英美各國出版的新書，隔日就有譯本出版，如大火燎原，即刻印入國民的心中和頭腦之中（聯合報周賢頌）。說明日本人普遍的存有向西方學習的心態。有人說，日本雖是單一民族，卻積極從外國吸取各種文化與制度，而凝聚成一種特殊的合金文化。
2. 認為日本的「大和精神」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，有將全人類拯救出來的神聖使命。這種狂熱促成了向外侵略的擴張主義。使全國人民團結在這個使命之下，獻出一切力量，而能達致驚人的效果。
以上兩種相反的力量，相互激蕩，而創造了日本復興的奇蹟。且帶有侵略野心（先是軍事，後是經濟），令人疑懼不安。除此以外，還有：
3. 是日本的危機意識，日本天災既多，土地狹小，資源貧乏，經不起任何打擊。只能源一項，一旦來源斷絕，便使全國陷入癱瘓。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民，怎能不戰戰兢兢的拚命苦幹，奮鬥圖存呢。孟子說：「國無強鄰者恆亡」，而日本除了中、俄強鄰，還有來自自然災害的大敵，隨時威脅著生命財產的安全。逼著走上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的道路。恰如孟子所說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」
4. 戰敗後的「同仇敵愾」心理，顏元叔在「日本能，我們為什麼不能？！」一文中說：
東方人對西方人而言，永遠是所謂的 INSCRUTABLE （難以捉摸）。就我個人來看，日本人今天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，恐怕與戰後全國民心之「同仇敵愾」，「發憤圖強」有關，就是要爭一口氣。大戰之前，日本民心原來就相當團結，據說東京兩個黃包車夫在路上相撞，放下車來，各自互陪不是。這裡面就有點兒大家為國珍重的味道。總之，原子彈轟垮日本，顯然只轟垮了日本的戰力，沒有轟垮它的民心；而民心在失敗的激勵下，反更團結，更奮發，更是互勉珍重。我猜想日本人的經濟成就之後，就是這一股精神，這一團氣志在推動。島國之民，雖然失之於湫隘，攜手共進的兄弟情誼，大概是蠻充沛的（中國時報）。
5. 由於過去接受外來文明的成功經驗：湯恩比在「湯恩比眼中的東方世界」序言中說：
東亞歷史文化上的統一，乃中國文化向東亞鄰近諸國幅射的產物。中國文化具有吸引力，而諸鄰則善於接受。......日本，其文化乃源自中國......演變得與中國文化型態迥然不同，竟形成一種日本特有的創作。
日本將中國中央集權的官僚組織，改變為近乎戰國時期的封建制度。佛教是日本流行的宗教，其形態則與中國或印度皆有不同。明治維新以前的文學係日本的獨創。可是有些自中國輸入的文化，如禪宗及日本封建制度最後階段中，仍為日本軍人所採納的儒家哲學（以理學的方式），依然保持其本來的面貌。
十九世紀......再度採納並改變外來文化......日本人曾經接受外來文明，也得心應手地予以改變，以適應其生活方式，所以一有機會，便毅然再來一次。
6. 由於沒有中國「定於一尊」的思想禁錮，在較自由的風氣下，容易使西方文明，在日本著地生根。
日本近代的傑出啟蒙思想家，日本近代文化的締造者之一的福澤諭吉（YUICHI FAK UZAWA）1834------1901）在「文明論概略」中（P16------18）認為：
日本古代也是以神權帝制統治天下，使民智不開，思想偏執，和中國一樣。但到了中古武人執政，就逐漸的打破了皇權獨霸的結構。虛位的皇帝，雖然至尊，但並不最強。軍人最強，但並不至尊。胸中有兩種不同的力量在活動，自然就不會被僵固在一端。於是人的思想意識就有了自由活動的空間。這樣，尊崇神政的思想，武力壓制的思想，和二者夾雜著的思想，三種思想雖有強弱之分，但是任何一種思想都不能壟斷，既然不能壟斷，這時自然要產生一種自由的風氣，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，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，是迥然不同的。在這一點上，中國人的思想是貧乏的，日本人的思想是豐富的，中國人是單純的，日本人是複雜的。思想複雜的人，迷信就會消除。
因為有兩種力量的平衡，不至於把皇帝或將軍視作非人天神。留下了思考的餘地，為真理的活動開闢了道路，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日本的偶然幸運......。中國是一個因素，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......中國如果不經過一番變革，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。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，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。
「黃禍」將再起？
以上是就日本吸收外來文明達到現代化成功的一面，及其促使成功的原因。但日本真的就那麼成功，真的就是世界第一了嗎？連「日本第一」的著者伏格爾都承認日本並「不是烏托邦，每個現代社會中的各種問題，她們多少也有一些。」「有些人會說我只透過玫瑰色的鏡片看日本，把一切都看得太樂觀；只會看和諧的一面，卻不看衝突的一面，往往只想到特權階級，很少注視境遇不佳的團体；只關心效率，卻不關心民主，低估向另一種文化學習所面臨的種種難題；且對美國缺乏信心。」
我們還是看看日本學者的看法吧，他們一定以本國既有的成就而感到沾沾自喜吧？不，不，不！他們認為日本的現代化並不成功，因為在日本現代化歷程中，民主，和精神層面的現代化並不算徹底，這是將日本導向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最大緣由。意謂民主化是指個体的獨立與自主而說的；個体不成熟，不自立，不自主，還談甚麼民主，還談甚麼自由？像現在那樣，個体沉沒在群体意識中，隨流浮沉。能算是民主嗎？民主，必是先有了成熟的自我，而後再獨立自主的，自覺地參與群体。
電視畫面播出日本工人在休息的時候，一起從工作檯上站起來，配合著音樂節奏作健身操。手舞足蹈地，一如幼稚園的小孩子那樣的天真無知，沒有主見，沒有個性，毫無自覺地任人擺佈。究竟這些經濟動物心裡在想些什麼？他們是不是一具具人肉機器？還是一群埋頭苦幹的螞蟻？在生產線上不停地工作，產生出各色各樣的精美成品，來換得一日三餐的溫飽。真是叫西方觀眾看來匪夷所思。
又彷彿在機場、旅館、看到一群群，一隊隊的日本旅客，排列整齊的跟在手持小旗的導遊後面，比幼稚園的學生還乖得多。你所看到的是服從，是紀律。而不是一個具有個性的自我。這是不是就是「武士道精神」轉化而成的「誓死效忠」呢？我彷彿看到了「神風趕死隊」又借屍還魂了，「大和魂」精靈不散，一旦把他們武裝起來，投入戰爭，那還得了？......真是悚然心驚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所以當西方學者提到儒家效忠（其實是愚忠）精神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時，日本學者持相反的看法，認為這是封建積習，不足為法。日本學者擔心的是會不會重蹈法西斯浩劫？為避免浩劫重臨，他們不得不對過去一百多年做總体的檢討與反省，不能被外表的繁榮所眩惑。因為過去的飛速成長，非但不能保障努力的成果，反而造成了法西斯式的擴張主義，弄得玉石俱焚，戰敗的景象猶新，怎能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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